西夏王國存在多種宗教，但從上到下對佛教尤為崇奉，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中央政府沒有僧眾功德司、出家功德司等兩個機構，而且地位很高，列名僅次于中書、樞密，屬第二品級；在國家法典中有專門的律令保護佛教、僧人、寺廟的特殊地位和權益；全國各地寺院佛塔很多，“浮圖梵剎，遍滿天下”;僧人數量很多，社會地位也高，西夏姑娘以嫁僧人為榮，詩云：
賀蘭山下河西地，
女郎十八梳高髻。
茜根染衣裳光如霞，
卻如瞿曇作夫婿。
翻譯、刊布佛經非常多等等。正是這樣，佛教不僅對西夏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且使西夏佛教成為中國佛教一個很有特色的、重要的組成部分更為中國的科技、文化史保留下彌足珍貴的實物資料。
根據出土的西夏時期的大量佛經可知：從西夏建國之年（1038年）起，西夏政府就開始組織高僧翻譯佛經，把漢文大藏經翻譯為西夏文。西夏皇帝、皇太后親臨譯經場指導、聽講。所以只用了短短的53年時間，到1090年，就翻譯出大、小乖佛經362帙812部3579卷，把漢文大藏經經、律、論中的主要典籍翻譯出來。
以后又經多次校勘、修正、補充、刊印，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少數民族文字的大藏經--《西夏文大藏經》面世了。與此同時，西夏還刊印、頒布賜漢文大藏經：翻譯、刊布藏文佛經，從而使境內各個民族都能看到佛經。刊布的方式也多種多樣；主要是用雕版印刷，也有用泥活字、木活字印刷的，還有用墨書、泥金抄寫的，所以成書速度快，流通量大，例如1189年一次就“散施番（西夏）、漢（文）《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十尤卷”.從而加快佛教的傳播速度和效果，使西夏人普遍崇信佛教，以至于元滅西夏之后，為了安撫西夏人，鞏固統治，元政府還刊印大量西夏文佛經，散發給西夏人聚居的地區，供他們繼續誦讀。
前幾年，甘肅武威、敦煌、定西、會寧等地發現、收藏不少的西夏文佛經，下面擇其要者予以介紹。
泥活字版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
1987年5月，在武威市新華鄉纏山村一座山上，發現一個倒塌的西夏遺址--亥母洞遺址，出土一批西夏文物。其中有一件西夏文印經，長卷折疊式，現存54面，每面長28厘米，寬12厘米，每面7行，每行17字，共計6400多字。經名和題款保存完整，經翻譯得知經名是《維摩詰所說經下集》。題款是：“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云邪睦懿恭”,這是西夏第五位皇帝仁宗仁孝的尊號（1141-1195年）。同時出土的還有西夏文文書，有明確紀年乾定申年、酉年、戌年（1224-1226年）。因而可以確定上述佛經是西夏晚期刊印的。
特別是這部印經顯示了許多特點，它不同于雕版印經和木活字印經，而是具有顯示的早期泥活字印經的特點--每個字的大小不同；有的筆畫細薄如錢辱，有的則顯得頹鈍；多數字生硬變形，橫豎畫不直，不連貫，兩畫交叉處不能一刀貫通，連角容易掉落，或不如木刻字那樣棱角分明；有的字有流釉現象，使印字模糊；氣眼較多，皺泥皮明顯；各字背面透墨深淺不同等，上述特點都與泥土的質地和刻字、燒制過程中的變化有關。這部佛經現收藏于武威市博物館。
我們知道，中國是雕版印刷術和活字印刷術的發源地。宋代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明確記載：“……（宋）慶歷（公元1040-1048年）中，有布衣畢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范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每鐵范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藥銷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自布字，此印者才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由此可見，在北宋前期就已發明了泥活字印刷術，但迄今為止，人們尚未見到宋代的活字版印刷品，非常可惜！幸運的是，武威出土的這一件西夏時期（與宋代同時）的泥活字佛經，填補了中國科技史上這一偉大發明的空白，成為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品之一。
木活字版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
原甘肅省文史館張思溫先生收藏的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一函五冊，是根據唐代實叉難陀翻譯的八十卷本的漢文佛經翻譯成西夏文的。他保存的五冊，包括卷十一至卷十五，梵莢本，裝幀相當精致--函套和每一冊的前后封面都用黃綾裱褙；其上又有裝飾精美的書簽；函套帶有牙簽和青縹帶；在第一冊經文前面，有刻印精細的佛說法圖二頁半和祝贊詞半頁。經文中空白處間有散花、寶塔，做供養之意。刻印的文字遒勁秀美，保存完整，特別是共綾，鮮艷如新。甘肅省博物館也收藏有類似的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一冊，為普賢行愿品。
這兩種華嚴經有如下特點：有的一行的文字上下不太規整；有的字歪斜，背面印字透墨深淺不同；有的常用字明顯是后來才印上去的。這些都是木活字版的特點，因而可以斷定是木活字版印刷品。迄今所知的西夏文木活字版華嚴經中，尚未見有西夏時期的確切證據，而元代的則有明確記載，如日本京都大學所藏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五卷有兩行西夏文題記，譯文是：“都發愿令雕碎字，勾管作印者都羅慧性，復共一切發愿助隨喜者，皆當共成佛道。”北京圖書館藏西夏文《大方廣佛嚴華經》第四十卷末尾有西夏文題款：“實勾管作選字出力者盛律美能惠共復愿一切隨喜者皆共成佛道。”因此，上述甘肅收藏的兩種佛經的時代，暫定為元代晚期比較合適。雖然它比宋代的晚一些，但也是稀有之物。
圖解本西夏文《觀音經》
圖解本西夏文《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是1959年在敦煌莫高窟宕泉河東岸的一座元代喇嘛塔中發現的，木刻雕版，梵萊裝，每頁高20.5厘米，寬8.9厘米，欄高15.5厘米。扉頁刻印精美的水月觀音圖。其他51頁均分上下兩段--下段刻經文；上段刻每段經文的圖解，約占欄面高1/4的位置，全部經文的圖解連接起來，就是這部觀音經完整的連環畫故事。據研究，這是西夏時期的刻印本。其內容說的是：世上任何人，不管在何時何處遇到何種危難，只要念育觀世音菩薩之名，觀世音菩薩馬上會來幫他脫離苦難。如：（若國土中）滿是怨賊時，有一商主將諸商人，載好貨物，過險路中，其中一人，如是言曰：“諸善男子，當勿恐怖，汝等當以一心誦觀世音菩薩之名，是菩薩者，能施無畏於眾生，汝等若能育彼菩薩之名，則於此怨賊中，當必得解脫也。”眾商人等聞此言，復同時出聲曰：“南無觀世音菩薩。”因頌其名，皆得解脫。這件圖解本西夏文佛經是迄今所知國內外極為罕見的一件，也是中國早期版畫史、連環畫史的珍稀實物。連環畫中表現的各種人物、服飾和各種生產生活工具，也是研究西夏社會歷史、文化習俗、科學技術、繪畫雕版技術的重要資料。
金書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
甘肅定西、會寧都發殃有珍稀的金書西夏文佛經。定西縣文化館收藏的一件，為紫青紙，用泥金抄寫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楷書。現存8頁，經翻譯研究，是卷第十五《賢首品第十二之二》中的部分偈語。頁面高31厘米，寬11.5厘米，上下雙欄，框高23.7厘米。該經保存完好，色澤如新，書法精美，是西夏時期的作品。在一部西夏時期刊印的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上，有西夏文押捺題款：“番國賀蘭山佛祖院攝禪圓和尚李慧月，平尚重照禪師之弟子，為報福恩，印制十二部大藏經契及五十四部華嚴，又抄寫金、銀字中，華嚴一部，金覺蓮華般若菩薩戒經契行信論等。”“番國”是西夏人自稱，這是西夏人有金書佛經的明確記載。迄今存世的西夏文金書佛經只有幾件--法國人購得的《添品妙法蓮華經》，西安市文管處收藏的《金光明最勝王經》，內蒙古自治區考古研究所也有少量殘頁等。宋代的金書漢文佛經也不多見。所以，這件金書西夏文佛經是西夏、乃至中國古代佛經中的珍品。雕版佛經和墨寫佛經、發愿文也都很精美，甚至有不少插畫，是西夏美術史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據《隴上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