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黑釉刻西夏文皮囊壺
西夏王國的皇族出自黨項羌拓跋部，其先祖原是唐、宋王朝的夏州節度使。從公元982年起，歷經繼遷，德明兩代，黨項貴州即為擺脫宋朝統治，建立獨立王國而不懈努力。特別是1032年昊繼位之后，更加快步伐，從各個方面進行改革，標新立異，以區別于宋朝的禮制，包括：把唐、宋所賜的李、趙之姓改為“嵬名”:下禿發令；別服式；改革禮樂制度改革官制、兵制和行政建置；創制自己的文字；改元稱帝等，使西夏的各項典章制度即具特色，又具備帝制規模。
關于西夏文字的創制，史稱；“元昊……始嘗以已意造蕃書，令漠寧令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方整，體類八分，而畫頗重復，教國人用以紀事。”“元昊即制蕃書，遵為國字，凡國中藝文誥牒，盡易蕃書。于是設蕃字、漢字二院。漢習正、草；蕃兼篆、隸。其秩與唐、宋翰林等。漢字掌中國（指宋朝）往來表奏，中書漢字，旁以蕃書并列；蕃字掌西蕃、回鶻、張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國字，仍以各國蕃字副之。以國字在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據研究，西夏文字是依照漢字創制的，它也是方體字；也由點、橫、豎、撇、捺、拐、提等基本筆畫組成；也可歸納出一些部首偏旁；也有楷、行、草、篆等書體，篆書也有小篆和九疊篆兩類；也是表意文字，以會意、形聲構字法為主，漢字構成“六書法”的其他方法也多少有所運用；文字構成上也分單純字與合體字兩大類等等。當然，也有它本身的許多特點。西夏文字在西夏建國前夕創制成功之后，即大力推行有一首西夏文頌詩這樣描述：“招募弟子三千七，一一教誨成人粟。”然后把他們分配到西夏全境去實踐應用，去進一步普及推諉。成效非常顯著，現存發現的西夏的官私文書、佛經、史籍、法典、文藝作品、醫藥書藉、歷日、占卜詞等，多用西夏文書字。下面介紹幾件在甘肅發現的，迄今在國內仍是獨一無二的文書資料。
西夏文醫方
1972年在武威縣張義鄉小西溝峴大山中發現一個西夏時期的佛教徒修行洞，出土一批西夏文物，其中就有西夏文醫方。醫方寫在本地產的上等白麻紙上，因時間久遠而略發黃。現存8行文字（頭、尾殘缺），經翻譯知有三種醫方。其一，治傷寒的湯藥“厚羅辛麻湯”,即用厚樸、羅勒、細辛、麻黃等中草藥加水煎湯服用。其二，治療傷寒等多種病的丸藥，它是用牛膝、莨菪子等中草藥研成粉末，放入面糊中，制成豆爛攤子大小的丸藥。其三，單味植物用藥，即用花椒皮治療寒氣。
據史籍記載，西夏王國的主體民族黨項羌人原來是無醫藥可言的，人有病，不用醫藥，而是請巫師送鬼；或把病人遷到另一個房子去，認為這樣可以擺脫病魔，稱為“閃病”.后來通過與漢族長期交流、相處，漢族的醫藥知識傳入西夏，有病求醫的黨項人日漸增多，武威出土的這件醫方即是證據因為它所用的三種醫方都是中國傳統的中草藥，連煎制方法也完全相同。當然，從上述藥方規定的服藥時必須面向東方的情況年，西夏人還保存著較為原始的巫醫色彩。總的說來，這件西夏文醫方既是研究西夏醫藥學水平和我國各民族間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資料，也是研究當時武威地區多發病、常見病的重要資料，是國家一級文物，現珍藏于甘肅省博物館。
20世紀初，俄國的柯茲洛夫探險隊在原西夏黑水城遺址（一度屬于甘肅省建制，今屬內蒙古自治區西部額瀏納旗）發現有《治療惡瘡要論》、《本草》、《千金方》以及治療多種疾病的“紫菀丸”的配制方法和功效治療馬病等的醫、藥書。其他西夏文書籍中還有一些關于人體解剖、衛生保健、治療瘡癩病的醫藥知識，也是十分重要的。這些文獻現藏于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三才雜字
甘肅省博物館收藏有西夏時期雕版印刷的字書《三才雜字》的殘頁兩張，也出土于武威張義小西溝峴的修行洞。該書的頁面四邊雙欄，框高18.4厘米，每半頁寬13.5厘米，行與行之間有界線。麻紙，色稍黃，楷書，文字工整秀麗。每行有12個字，每2字為一詞組，每個詞組之間有一定的空白間距，但兩個詞組連成一短句，格式比較特殊，所以又稱為《四言雜字》。該書是通過一個富貴人家子弟從小到老的一生，用通俗易懂講故事的方法來宣揚西夏社會的首先規范。這兩頁說的是：西夏人因出版游牧民族，從小“好勝剛勇”,“坐臥馳走”都表現出這個特性。但在漢化程度越來越高的西夏晚期，不僅需要通用性，更要重視儒學，所以除了運用“父母智慧”外，還要“選擇師傅”,聘請儒學老師加強對孩子的教育，用儒家經典《孝經》《論語》、《孟子》等做教材。孩子一學“便通”,改變過去那種只是勇悍好勝的缺點，變成知書達禮的人。為此，父母“歡喜踴躍，夜夜設筵，朝朝祭神”,并請來“樂人”、“舞者”,吹笛鳴彭，唱歌跳舞，熱熱鬧鬧慶賀了好幾天，并吸引來很多看熱鬧、祝賀的人。“觀者不絕”.孩子也很有禮貌，不論來者是什么人，都“承迎奉送，敬禮鞠躬”.孩子長大成人，娶妻結婚。媳婦懷孕，要穿寬松的衣服。嬰兒出生后，要“沐浴洗滌”.
總的說來，這本書是通過講故事的方法（而非生硬的說教），來宣揚儒家的學說、思想。西夏另一本字書《番漢合時掌中珠》說得更明確：“教則以仁利物，以救今時。”看來，到西夏晚期，各種社會矛盾相關尖銳，西夏統治者希望通過勸說大家學習儒學，按儒學要求去做，以便緩和矛盾，鞏固統治。事實證明，這是做不到的，西夏王國很快就滅亡了。
這本書對研究黨項人的婚姻變化也很有價值。原來，黨項人的習俗是：“凡育女稍長，靡有媒妁，暗有期會，家不之問。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于山巖掩之處，并首而臥，紳帶置頭，各悉力緊之，倏忽雙斃。一族方率親屬尋焉，見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悲悼。可見男女婚姻非常自由，應該說帶有原始婚姻狀態的殘余。后來西夏王國進入封建社會，婚姻狀態發生質的變化，男女婚姻不能自主，要由”父母“、”阿舅“做主，請人為媒，選擇配偶，才能結合，這應是受儒家封建婚姻觀念熏陶的結果。
西夏文占卜詞
甘肅省博物館收藏兩張用西夏文草書書寫的占卜詞，也是1972年武威張義小西溝峴修行洞出土的。被國家文物局文物鑒定專家組定為一級文物資料。第一張的內容是”卯日遇親人。辰日買賣吉。午日求財順。未日出行惡。申日尤事吉。酉日遇于賊。戌日有倍利。亥日有喜事……“第二張的內容是”寅后日變甲時安。巳后日變丁時安。申后日變庚時安。亥后日變壬時安……
黨項人原來處于原始社會末期，生產力低下，對很多自然現象難以理解，歸之于鬼神，所以盛行由“廝乩”（巫師）占卜吉兇、祈禱鬼神。大小事情，都要先占卜而后按卜辭行事，甚至在死人出殯時，若占卜不宜出門，則毫不猶豫地“破墻而出”.西夏人的占卜方法主要有四種：一是“炙勃焦”,即用艾草熏灼羊髀骨，視其裂紋而判斷吉兇。二是“擗算”,即以劈竹子的數目定吉兇。三是“咒羊”,即夜禱羊，晨殺羊視其腸胃是否通暢而定吉兇。四是“矢擊弦”,即用箭桿敲擊弓弦，以其聲音來斷吉兇。后來從漢族地區傳入《周易卜筮斷》等占卜方法，也廣泛應用。上述兩張占卜詞用干支紀日、推算，顯然是以漢族的占卜術為藍本的，表明漢族的占卜術已深入西夏社會生活。
占卜詞指出的吉兇諸事，都是西夏人日常關心的事。而上述第一件卜詞殘存的八日中，求財的占三日--買賣吉、求財順，有倍利。不難看出，在西夏社會中，多講發財致富是最受歡迎的，也可見西夏商業活動的日漸興盛。
據《隴上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