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衛戰中的中國機槍陣地。
南京保衛戰若干問題辨識
近年來，隨著《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釵》等反映南京大屠殺歷史題材影視劇的播放，一度鮮為人知的南京保衛戰的有關歷史細節逐步進入人們的視野。如果從單純的軍事角度看，南京保衛戰只不過是抗日戰爭時期諸多戰役中的一次中等規模的戰役。但是，由于它與侵華日軍制造的南京大屠殺暴行緊密相關，因此，其歷史意義遠不止于軍事層面。近年來，隨著有關史料的發掘，南京保衛戰的歷史原貌逐漸清晰。
■南京保衛戰的決策是如何作出的？
南京保衛戰曾被認為是一場“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戰役。這樣的結論僅是從軍事角度得出的。事實上，任何戰爭都是政治和外交的延續，對于南京保衛戰的決策，需要從多個視角來認識。作為當時國民政府最高決策者蔣介石決定守衛首都南京，其實是出于多方面的考慮，尤其是外交層面的因素。
1937年11月中旬，日軍占領上海后，自太湖南北同時西進，威脅南京。為打破日軍試圖通過占領首都南京以摧折國民政府抗戰意志的圖謀，國民政府開始調整戰略部署，做了兩手準備：一是于11月20日正式宣布遷移政府于重慶，以示持久抗戰；二是緊急制訂南京守衛計劃。但是，對于南京是守是棄的問題，國民政府內部意見并不一致，多數將領主張放棄，而蔣介石則主張短時固守。
蔣介石決定固守南京，除了考慮到南京的特殊地位（若不戰而退，有失體面，固守南京則表明政府抗戰之決心和意志），更多的還是出于外交戰略的考慮。因為自淞滬會戰后，國民政府始終沒有放棄尋求國際干預中日沖突的努力。雖然從軍事角度來看，南京已無堅守之可能，而蔣介石出于外交層面的考慮，又希望能夠在南京堅守一段時間。這樣，軍事和外交兩個層面的考慮存在矛盾，造成國民政府對南京保衛戰的作戰計劃搖擺不定。
作出固守南京決策之時，布魯塞爾會議尚在進行中，蔣介石希望能夠利用《九國公約》來制裁日本，但最終九國公約會議未取得積極成果。11月5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托，作為中日之間談判交涉的中間人，向蔣介石提出了日本的七項和平條件，但被蔣介石“嚴詞拒絕”。11月中旬后，隨著布魯塞爾會議上傳來的消息越來越不利于中國，蔣介石的態度有所改變，希望利用陶德曼調停，為緩兵計，遲滯日軍在戰場上的攻勢，爭取時間整頓后方以利再戰。與此同時，蔣介石對蘇聯援華也非常期待，積極爭取蘇聯對華的軍事援助甚至于直接出兵支援中國。但是到了12月5日，蔣介石對“蘇俄出兵已絕望”，而“德國調停似亦無望”，國際形勢漸陷于不利狀態。可是，蔣介石在同日致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及閻錫山的電報中卻聲稱：“南京決守城抗戰，圖挽戰局。一月以后，國際形勢必大變，中國當可轉危為安。”這表明他還未放棄對國際干預的期望。
在南京保衛戰進行過程中，蔣介石于12月11日晚給唐生智連發兩電：“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但第二天又改變主意，致電唐生智等：“經此激戰后，若敵不敢猛攻，則只要我城中無恙，我軍仍以在京持久堅守為要。當不惜任何犧牲，以提高我國家與軍隊之地位與聲譽，亦為我革命轉敗為勝惟一之樞機。”他還指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層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則內外形勢必一大變，而我野戰軍亦可如期策應，不患敵軍之合圍矣。”這里所說的“大變”，仍指蘇俄出兵。可見，蔣介石至此仍不甘心放棄國際干預的希望。
但是，蔣介石這種為了引起國際干預而不顧軍事上困難的戰略決策，一旦國際干預沒有如期而至，那么南京保衛戰的軍事后果將是非常嚴重的。為達到速戰速決的戰略目的，殲滅戰遂成為日軍迂回包圍南京的主要作戰目標之一。12月7日，日本華中方面軍通告了《攻占南京要領》，指出：“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當局尚留在市內的情況下，設法勸告其開城以和平方式入城。此時，各師團各派步兵一個大隊（9日改為3個大隊）為基干的部隊先入城，在城內分地區進行掃蕩。”所謂“掃蕩”，就是要徹底消滅中國軍隊。事實證明，蔣介石留重兵固守南京，他對于軍事上實際存在的困難顯然估計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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