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壁之上、天然石龕，精美的雕塑、壁畫，有人認為石龕起始于元、明，有人認為起始于魏、晉。聯系周圍被毀的大寺廟和仇池國，因此，斷定石龕的創始年代更加撲朔迷離，難有定論。
□2006年7月27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播出了甘肅省西和縣發現一處魏晉時期石龕的新聞。
這條新聞一經播出，立即引起了有關專業人士的關注。
發現石龕的八峰崖，在西和縣城東南 32公里的石峽鄉西側。史前時期，八峰崖石龕的所在地是水天一色的淺海灣，經歷了滄海桑田的地質變化后，山巒拔地而出，群峰林立，千姿百態。這八座凌空突起的石峰如同群仙聚首，又似眾峰爭空，八峰崖因此而得名。
八峰崖的主峰西峰的頂端——據地面160米的高處，有一個高約15米、長約60米的天然巖穴。八峰崖石窟在老縣志上的名字就叫蜂腰石龕，在山峰的腰部。
巖穴朝南的一側敞開在峭壁之上，八峰崖石龕就建在巖穴之內。
八峰崖石龕共有14個，分上下兩層，上層10龕，下層4龕。從山下到石龕，只有一條懸空棧道。在棧道的木欄上俯瞰山谷，令人提心吊膽，頭暈腿軟。
石龕，是天然形成的巖石凹槽，多在巖壁的高處，完全不同于人工開鑿的石窟。八峰崖上天然形成的石龕，為塑造佛像、神像提供了便利。至于西和縣的古人何時開始利用石龕建造佛像，至今還沒有一致的說法。
據史料記載，八峰崖石龕在明代曾遭到大火焚毀，然而在上個世紀60年代之前，八峰崖石龕尚有殿宇14間，造像200余尊，雖然年久失修，卻仍舊能夠看出這座石龕當年的宏大規模。1960年，八峰崖石龕又遭遇了一場大火，石龕的木質結構建筑全部在熊熊火焰中化為灰燼，僅剩了90余尊泥塑造像和部分壁畫。
□在我國歷史上，民間的信仰常常隨著歷朝歷代皇帝信仰的改變反復變化，許多寺廟在另一種意義上幾乎成了多種宗教文化交匯展示的基地。
八峰崖石龕內的塑像就有佛教的佛陀、菩薩，道教的祖師、靈官，還有民間信奉的求子娘娘等等。這種佛教、道教和民間神靈共處同一石龕的文化現象，就是外來宗教和本土宗教信仰興衰交替、互為補充的具體體現。
有專家根據八峰崖石龕現存的實物認為，八峰崖石龕始于宋代；也有專家認為，八峰崖石龕始于元代。
2008年11月14號，甘肅省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副研究員孫曉峰來到了八峰崖。這是他第三次進入八峰崖石龕考察。
孫曉峰仔細考察了八峰崖的每一個石龕和石龕內的造像，最終認定八峰崖石龕現有的文物遺存都是元朝和明朝以后的。
但是，孫曉峰也提出了另一種可能：這些石龕最早開窟還是北魏開窟，但是大規模存在的東西是明清時候的。
孫曉峰提出的這個觀點和部分專家、學者認為八峰崖石龕開鑿時間始于魏晉是一致的。
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和西和縣地方史志研究人員認為，雖然目前找不到八峰崖石龕始建于魏晉的實物證據，但卻有許多理論上的根據支持這種推斷。
□一個重要依據是唐代詩人杜甫的一組詩作。
公元759年七月，杜甫為躲避“安史之亂”，從陜西的華縣棄官西行，到了甘肅天水。這年陰歷十月，杜甫和家人經西和去同谷縣（今甘肅省成縣）投靠當官的好友，在那里杜甫寫下了《法鏡寺》。詩中杜甫描繪了西和縣法鏡寺的早晨。意思是說初升的太陽沖出云霧，紅色的屋脊閃爍著光芒，映襯著寺廟歷歷可數的明亮窗戶。
八峰崖石龕距離法鏡寺石窟只有5公里，杜甫經過法鏡寺后，在繼續顛沛流離的南行旅途中，又寫下了描繪西和縣八峰崖的《石龕》。杜甫借景抒情，在《石龕》的下半部分寫出了“安史之亂”給西和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
毫無疑問，杜甫的《法鏡寺》和《石龕》兩首詩明確地傳達出了這樣一個信息：八峰崖石龕同法鏡寺一樣至遲在唐代以前都已經存在了。
□此外，以西和縣地方史志研究人員為主認為八峰崖石龕開鑿于魏晉時期的另一個參照物，就是西和縣的法鏡寺造像。
孫曉峰介紹：法鏡寺造像的服飾是典型 V 字領，這是一種當時北魏孝文帝服飾改革以后北方鮮卑民族與中原民族服飾結合的絕好的一種例證。
法鏡寺石窟緊挨著西和縣的漾水河，河水恰好在寺前掉頭東拐。為了避免水患，明清年間，法鏡寺石窟移建到了河北岸的五臺山上。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當地擴展祁山至西和的公路，擋路的五臺山被攔腰炸成東西兩段，法鏡寺石窟隨之一分為二。在隨后而來的政治運動中，法鏡寺本已損毀的文物又一次遭到破壞。東段的佛像所剩無幾，只有一尊身高6米的北魏釋迦牟尼佛像仍在這個石窟的中心位置，孤孤單單地站立著。其余距離地面4米高的空空如也的石窟，如今成了農民堆放柴草的窯洞。
在法鏡寺遺留的石窟西段，考古人員發現，這兩尊身陷坑地的石窟佛像身軀是北魏時期的，佛首卻是當代人重新塑造的，粗俗不堪，毫無藝術價值，并且涂上了厚厚的泥皮和鮮艷的顏料。當地的佛教信徒把這種給佛像改頭換面的行為通常叫做“給佛像洗臉”。
遺憾的是，八峰崖石龕墻壁上的雕塑大部分也被現代人用廣告顏料涂抹得不倫不類。
正是這樣的“洗臉”和“涂抹”，造成八峰崖石龕難以斷定開鑿年代的主要原因。
《隴南風物志》記載，八峰崖的個別佛像被“多次重修”。就因為這“多次重修”，使八峰崖石龕始建于魏晉年代的說法占據了理論上的優勢。
□而除了參照杜甫的詩和法鏡寺石窟的造像外，持這種觀點的研究人員還有另一種更加有力的論據 。
八峰崖石龕絕壁之下，向陽的北面有一片較大的平緩坡地。這個只有一戶人家的山谷叫寺灣。據說很早以前這里有一座大吉祥寺，寺灣就是因此而得名的。
但現在寺灣已無寺可尋，搖曳的荒草下，一大堆瓦礫堆積在農田的邊緣。其中有的礎石直徑大約60厘米，如此大的礎石，上面立放柱子的直徑也就可想而知。由此推斷大吉祥寺的規模，絕非是一般的中小寺廟。
西和縣文化館館長蒲立還在大吉祥寺的遺址上發現了小礎石和類似碌碡的石器，在破瓦爛磚中找到了用稀泥燒制的磚塊。這種稀泥燒制的磚塊質地堅硬無比，當地人稱為“鐵磚”。它們和甘肅省河西走廊陽關遺址上發現的漢代磚塊完全一樣，可以磨制硯臺。
那么，是誰在西和縣的偏遠山區，修建了一座規模恢宏的寺廟呢？
八峰崖的東面，就是華夏人文始祖伏羲的出生地——仇池山。仇池山和八峰崖的直線距離不過五公里。
仇池山，也是中國古代西部少數民族——氐族的發祥地之一。
仇池山孤立于懸崖之上，四面絕壁，地勢險峻，只有一線羊腸小路連通山里山外。山上有清泉四季流淌，良田百頃，平坦肥沃，有土可以煮熬成鹽。一旦戰事來臨，退可守全自保，攻可拓展疆土，困不死，攻不下，無疑是冷兵器時代最理想的興霸稱王之地。
東漢末年、魏晉時期，中國西部的戰亂連年不息。西部氐族的一支——楊氏部落遷徙到山大溝深的仇池，憑借孤絕險要的地形定居下來。東晉初年，首領楊氏在隴南及周邊地區建立了地方割據政權——仇池國。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佛教最為興盛的時期之一。開鑿洞窟，塑造佛像，成為皇帝倡導、全社會普遍崇尚的無量功德。地處甘肅和四川交界要沖的西和縣，自然會受到這種大規模雕造佛像活動的影響。
仇池國王楊茂搜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在被稱為東方泥塑藝術館的麥積山石窟壁畫和榜題中，考古人員發現了仇池國王楊茂搜捐資修造佛像的記錄。
一位研究人員根據仇池國王楊茂搜開鑿麥積山石窟時所留壁畫的衣服形式，推定了八峰崖石龕的始建的準確年代。
隴南地區作家協會原主席、西和縣政協原副主席黃英認為：這個八峰崖的開鑿，就是在公元452 年到486年之間，因為 486年以后，魏孝武帝改制以后這個服裝就變了，不準穿胡服了，而壁畫都是一些胡服。
在當地，世代流傳著關于寺灣大吉祥寺和八峰崖石龕的民間傳說：西晉元康年間，仇池大旱，氐王楊茂搜在八峰崖腳下的寺院里延僧祈雨。不料大雨滂沱，山洪暴發，一夜之間將寺院沖毀殆盡。正在楊茂搜嗟吁之時，有人發現寺院的殿宇完整地移到了離地百仞的八峰崖石龕內。
傳說無不帶著濃厚的神話色彩，但也未必全是空穴來風。
□那么，寺灣被毀的大吉祥寺 ，究竟是不是仇池國建造的呢？
黃英認為，山上的石窟跟山下的寺院同名叫吉祥寺，佛像在山上，山上沒有辦法進行廟會。山下進行宗教活動，廟會唱戲，而且從這個規模來看，這個寺院很可能就是仇池國這個政權的國家級寺院。
八峰崖的險絕石龕上，沒有水、也沒有土，修建寺院要到山下背水、后山背土，工程難度大，需要很多人才能完成。倘若沒有官方在財力、物力和人力方面的大力支持，單憑當地百姓的力量不可能建成這樣規模的寺廟。
寺灣大吉祥寺的遺址上，有一塊半截深埋地下的石碑，石碑上面的題目清晰可見，近似漢字偏旁的組合，但沒有人能夠認讀。石碑正文的小字模糊不清，也無法辨認。
研究人員堅持認定八峰崖石龕始于魏晉時期的另一個理由是：八峰崖石龕周圍發現的遺址古跡，沒有一處在魏晉以后。理所當然的結論是：八峰崖石龕也必在魏晉時期或魏晉以前。
西和縣文化館館長蒲立介紹：在甘肅省博物館保存的三塊金印就是在仇池山腳下和西高山緊連的地方出土的。
公元前111年，漢王朝設立武都郡，郡址就在八峰崖周邊。這里發現過大批的漢代和魏晉墓葬，出土了許多文物。如果只憑八峰崖石龕的現在遺存就把它定為元明時代的建筑，確實存在過于簡單化的嫌疑；但是，把八峰崖石龕認定為魏晉時代的卻沒有實物證據，只有理論上的主觀推斷。因此，這兩種觀點那一種最后能夠得到公認，只能等待考古學的新發現來決定。
盡管目前各方面研究人員對八峰崖石龕的始建年代各執一詞，無法形成一致的意見，但八峰崖石龕卻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自有的文化內涵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它的始建年代就像一個感覺容易確定卻又找不到準確結論的疑問，等待著研究和考古人員的解答。(中央電視臺10套《探索·發現》欄目供本報專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