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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書體的相互影響

 

 

    魏晉時期政治上極為混亂，社會極為動亂，思想極為活躍，言論極為自由，情感極為豐富。這樣一種矛盾的社會恰恰為中國書法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魏晉時期是中國書法成熟發展期，篆、隸、行、草、楷五體書法在這一時期基本形成，追溯這幾種書法的起源及相互影響對研究書法發展極為重要，樓蘭殘紙提供了可供研究的佐證。通常認為在書體的形成過程中，先有楷書然后才有行書和草書？髴，書法書體的先后排列次序對研究書法形成及其演變的過程意義重大，魏晉時期由隸書先向楷書轉變，還是先向行書、草書轉變，歷來爭論不休，由于沒有這一時期的實證使得這種爭論誰也說服不了誰，樓蘭出土的500多件簡牘，200多件殘紙，絕大多數是由隸書向行書轉變的書體，其中有一部分是初期隸轉行的字形，這種字形明顯帶有隸意，實際上是一種潦草的隸書，另一種字形是成熟的行書字體，這一部分字體已經基本脫離了隸意的字形，只是在少量的筆法上有隸書的味道，當然也有一些字形是隸書向楷書轉變的字形。

 

 

    綜觀這一時期字形的轉變，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經過西漢200多年的演變，由篆書變為隸書并將隸書列為漢代的官方書體，之后到了魏晉三國時期加快了由隸書向行書、草書、楷書的轉變，西漢時期大力推廣隸書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氛圍有關，漢代統治者政治上的獨斷專行必然導致歷史形態的變化，將隸書列為官方書體，就是這種歷史形態收緊的表現。但是隸書是有其自身發展規律的。在西漢200年的期間隸書雖然作為官方書體存在，但是民間則在進行著各種書體的演變和探索，這一方面是隸書書寫的速度緩慢，無法適應社會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中國書體不可能永遠被禁錮在一種書體之內，需要更多的書體來表達人們的審美意識及其感情色彩，可以說在西漢的后期，實事上隸書與行書、草書、楷書已經并存。西漢政權的覆滅為書體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間，因此在220年-450年間--特別是在前期整個中國書法的書體在擺脫了西漢統治之后像脫韁的野馬，呈現出了萬馬奔騰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可以想象在整個中國各個諸侯國和民間不同書體呈現出各種書體并存的局面，并相互影響取長補短，促使新的書體誕生并定型，樓蘭殘紙就讓我們看到并再現了這一時期書體演變的語境及其自由的程度。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樓蘭殘紙發現之前，實際上是中國書體的一個空白期和斷代期，雖然也承認并在論述這一時期是中國書法五體書體的形成期，但由于沒有實物印證，這種推斷顯得沒有說服力，更為糟糕的是，由于整個西漢及其魏晉南北朝都沒有留下書法的墨跡，大量的漢碑和魏碑以當時的官方字體隸書寫成，這就造成了對隸書的放大以及對其他書體的不公，好像在整個漢代及魏晉仍然是隸書盛行，其實從魏晉殘紙的使用范疇看，西漢后期和魏晉前期在社會上已經是盛行行書、草書。隸書只是在較為正規比如官方文告、奏折、匾額、碑文等場合才使用。而樓蘭殘紙則表明在當時公文和私信大都采用了行書和草書，行書和草書是流行的書體，這一判斷不僅僅是將書法中的草書和行書的使用期提前，更重要的是解釋了在中國書法發展史中的一個現象，即所有書體都是以易識和快速為前提形成的，這種書法發展的基本規律解釋了它的生命力及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時也表明書體是在相互的影響中得以完善的。比如，樓蘭簡牘和樓蘭殘紙中書體和后來成熟的書體相比盡管顯得幼稚甚至生硬，但它讓我們看到了各種書體最初融合形態，從中可以感悟書體發展的多種可能對今天書法的影響，正是樓蘭殘紙所表現的書體初始化的過程，顯示了書體以及筆法變化多樣性，悲劇在于這種多樣性被后來的各種法則所扼殺。回到魏晉書法的語境去欣賞并臨摹，就如同看到一棵并未修剪的參天大樹的勃勃生機，就像園林一樣我們今天的書法全是經過修剪，已經失去了自然野性的“人為的書法”.